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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裡正在整修，所以就先把有點議論味道的論述先整理在這裡。基於許多常見的前進批判論述忽略了語言的面向，Pektiong 先動手整理了一些關於「語言權 + 轉型正義」的想法（〈(華)被覆寫的轉型正義：論語言權與轉型正義〉）。
談語言權的轉型正義有一個弔詭的地方，這弔詭就是當一個『族群的母語』被國家機器以另外一種語言/方言暴力的『覆寫』之後，這個語言(國語)便逐漸的成為新世代的第一語言，甚至是母語。(可以問上一代母語不是華語的人他們自認的母語是甚麼)。當這樣的轉換完成之後，便容易遺忘當時那個語言覆寫的暴力性。然後，當有些人開始談起母語運動的時候，會有人覺得他們被『覆寫後的母語』，受到了壓迫。
這裡面我個人認為，有一些後殖民的反覆交錯疊影在其中，必須要試圖作釐清。台灣的歷史在如此短暫的時間裡，經歷了各種不同政權的統治、留下來各種文化與認同的光影軌跡。統治者斧鑿的痕跡，被人們當作是與生俱來的印痕，這中間認同想像置換取代的過程，我相信非常複雜。因此，無論「國語」、「新世代」、「第一語言」甚至「母語」、「國旗」，我覺得這些詞彙都在政治社會歷史的浪潮沖刷清洗下，喪失了某種程度的指涉能力。
我不認同所謂「轉換完成」的這種想像，因為這是一種線性的、沒有基礎的想像。然而對於 Pektiong 所認為的「語言覆寫暴力性的被遺忘」（vs. 被喚起，因為實乃一體兩面），我覺得是對於後殖民語言問題很不錯的切入點。
Pektiong 另外一段我也覺得相當不錯，讓我很想要接著狗尾續貂：
語言權還有一些特別的地方。語言/文字之間是有一種互斥性的。一個人在一個時間只能講一種語言，只能寫一種文字。我用華語講這句話，那我這句話就不會是客語的。我用漢字寫這段文字，這段文字就不會是用羅馬字寫的。即使我能通曉數種語言，文字，我無法『同時』使用一個以上的語文。
對於無法同時使用一個以上語文的「我」來說，第一人稱總是在行動上有立場的；在語言的選擇，你不是「說媽媽的話」，就是遺忘了自己語言自我的本源。也許是國家機器的語言暴力、也許是族群生存的必須、也許是集體記憶的匱乏與不在場....總之這是一場零和的遊戲。也許這是日常語言行動最容易為政治論述所擄獲的原因。
你可以同時使用 vim 跟 emacs、同時彈鋼琴與吹奏口琴，但是你沒有辦法同時講兩種語言、寫兩種文字。
（未完）
在德州的時候，我跟邦寧說到 June 介紹我聽 UCTV 科學史教授專訪《共和黨的科學戰爭》（The Republican War on Science）作者 Chris Mooney，討論米國共和黨系統化扭曲真實的步數；其中替二氧化碳拍的廣告片實在太令人震撼了。結果讓我那個癌症研究博士親戚下巴都快掉下來。原始資訊來自於 Shashwati.com：
Did you know that Carbon Dioxide has been unfairly maligned? well, it was, till something called the Competitive Enterprise Institute came to the rescue. The CEI is a think-tank funded by the energy industry. In its attempt to help the deluded public regarding global warming, it has produced two television spots. Without so much as batting an eyelid, the ad declares, “They call it pollution, we call it life.” And there is no irony here people.
Watch the ads here. They also have some anti-An Inconvenient Truth ads, whose success (it is the top grossing independent film this week) must not be giving them too much comfort. The Intersection has a list of “We Call It Life” tag lines. Also see a script (via Cup of Java) for an alternative ad on Global Warming Watch.
剛剛看到 Houston 的照片還有豬小草的留言，才突然想到的。June 還寫過 CO2 的心得報告〈當溫室氣體排放變成可交易能源...〉，實在蠻優的，也一起推薦。
UCTV 的「教師專業教育系列」（PET, Professional Education for Teachers）節目簡介上這麼說：
CNN 的資深主播、政治分析家，同時也是《時代雜誌》（Time Magazine）的專欄作家 Jeff Greenfield，在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校區 Capps 論壇的演講中，檢視了傳統倫理與現代政治之間的緊張關係。Greenfield 提出的問題包括：政治人物是否真正在討論每天的重要議題，大多數的媒體頻道是否提供了對重要議題誠實與嚴謹的分析，以及是否選民真正關心這些問題。
這一則 Podcast 是 June 幫我錄製下來，而我放進汽車 CD 音響中、在早上開車路上收聽。前面的一些 Dana.org 關於腦與認知神經科學研究的倫理問題系列演講也相當的不錯，其他也有 UCTV Conversations with History 系列的精彩節目，例如 The Myths of Globalization: Markets, Democracy, and Ethnic Hatred（Amy Chua 華裔菲律賓人教授）等。但是這則 Podcast 吸引了我的耳朵，讓我忍不住仔細再三反覆聆聽。
我聽到了甚麼？在這場關於倫理（ethics）的演講中，我反覆聽到的關鍵字是 national conversation。放在電視頻道上的新聞資訊，是屬於全國性的對話。政治人物作了甚麼樣的準備，來面對這樣的全國性的對話？什麼樣的問題值得放在全國性的對話脈絡中處理？全國，是甚麼意思？國內與國外有甚麼差別？什麼是對話？怎麼作？有沒有可能是被刻意放話，而非真正對話？什麼是言論自由？
拿其中一個問題來舉例好了。有觀眾問到：為甚麼 CNN 國內新聞跟 CNN 國際新聞比較起來差這麼多？為甚麼餵給國內這麼糟糕的新聞？Jeff Greenfield說，因為觀眾。國內新聞的讀者是一般人，而在國外，無論在高級旅館飯店、或者在有線電視頻道上會收視 CNN 的觀眾，都是菁英。一般讀者對於國際新聞那樣的重點沒有興趣。句點。我並不期待 Jeff Greenfield 會起身去抵抗這種狀況，然後把 CNN 國內新聞製作的跟國際新聞一樣（相對地）「深入」（事實上，我也並不覺得我有能力去嚴格討論 CNN 新聞的深入與否的問題）；我很驚訝的是，在這樣的公共演講當中，人們便可以清楚地得知一個新聞機構對內部新聞（產品？ha）處理政策上的不同。
我重新說一次，我驚訝的不是 Jeff Greenfield 作為一個大人物給了我甚麼樣的答案。我也不覺得他的答案適合於每個地區每個國家。我驚訝的是 Jeff Greenfield 讓我知道了他們如何處理這些資訊。訴諸公眾討論。national conversation，以及 international conversation。
他說到，我們現在有 Internet。這是很大的不同。電視轉播公共人物的政治辯論，受限於「萬能遙控器」的邏輯：電視台害怕一個個拿著遙控器、幾秒鐘不爽就轉台的觀眾。因為擔心電視觀眾只有 7 秒以內的注意力，所以電視台必須要不斷地處理素材，把事情烹調地更為可口（也更為簡化與「扭曲」）。但是網路不一樣。我們可以有專注的注意力，去認識了解公共問題，並且還可以根據自己適合的時間做出後續的回應或行動。
我自己就覺得很震撼。我在一個封閉的空間裡，專注的聆聽這場 1 小時又 22 分鐘的演講；我分了三次（以上）聆聽完畢。它讓我想要去找網頁說明、想要去找演講稿全文、想要重新去查我熟悉（因為捍衛新聞自由而入獄的紐約時報記者）與不熟悉（美國總統大選）的時事新聞、想要重新去比較（台灣裔被美國政府特務機構構陷的科學家李文和）台灣與國際處理新聞的差異。
很可能我太閒了，才會想要作這些事情（包括寫 blog）。為甚麼不專注在眼前的事物，而把這些遠方的新鮮事物暫時擱下呢？拿到博士再去想這些吧。拿到計畫，再去思考可以作甚麼吧。鬥爭完眼前的敵人，再去思考獲得政權之後要作甚麼吧。拿到教職，有穩定工作再去思考吧。考完聯考，再去作甚麼吧。在台灣總是要對抗的是自己心中的種種聲音，以及所有人對於資源配置的傳統想像。
這時候我又想到 Jeff Greenfield 在這場演講中提到的一個重要的區別：「千萬別把錯誤、犯錯，與倫理的問題混為一談。」犯錯，做錯事情與否，與這件事情的對錯，你的倫理上的思考與判斷、考量，並不等同。如果第一女婿先生先拿到了資源，再把資源捐給慈善機構；如果交大張校長認為批評他的人「學問作的不好」，這些顯然都是犯了同樣的邏輯謬誤。趙建銘與其他的「第一集團」，所面對的是倫理的問題。不是做錯了，然後修改彌補過錯的問題。
這正是這場關於大眾媒體與政治的倫理演講中，讓我讚嘆與驚訝地聆聽之處。演講結束的時候，我就跟其他坐在台下的觀眾一樣，以鼓掌來表示：我對於這樣一個，學院直接面對社會大眾的節目，心中的感謝（當然是停車的時候啦）。
